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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化已施人人以天下 天下应惜人人之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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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扫我头像加公众号交流。山西省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已发上千万字。代表作《天猎》《地猎》《黑雪》《毒吻》《中国档案》《执政能力》《黄河追踪》《江河三部曲》等。1997年长江社出《哲夫文集》十卷本、2003年美国《哲夫文选》十卷本。获中国图书奖、冰心文学奖、北京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 等,被国家环保部评为2007年中国“绿色卫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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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夫:鸦鹊互答 民恋好官如蝶恋好花  

2014-04-07 10:14:5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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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鹊互答

民恋好官如蝶恋好花

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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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泰峰此文有感,戏寄《蝶恋花》并押平水韵。自注曰:迄今方知古人词谱韵名,皆有其原本之深意也。平水之韵,古声也,今用之,当为今音也。开天劈地,玄黄分之,众生平等,非亲非故,人之恋人,何故乎?曰:如蝶之恋花也!非为其色艳,乃为之香馨粉甜也。古韵今声,上善若水,天地之声气,古今相通也!

 

柳树枝条鸦鹊叫,

杏粉才凋,

又见桃红笑。

飞遍山西都不是,

唯余此地春花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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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始全修林荫道,

楼后楼前,

都有青嫣照。

鸦劝鹊声须放悄,

晋祠惹得云岗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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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彦波启示录
2014-04-03 20:43:59

编者按:

任何一个市长都是不愿意拆迁的,只有严格遵守规划,才能减少拆迁带来的损失。”本周,太原市人大代表、市长耿彦波参加太原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迎泽团、晋源团工作报告审议时如此表示,“因为拆迁本身是一种损失,是‘烧钱’。但是,我们必须往前走。”耿彦波还谈到,太原应尽快形成尊重规划、敬畏规划的机制。


撰文/舒泰峰

 

 

尽管可以保持低调,耿彦波仍然再一次上了门户网站首页。这一次,他说:“任何一个市长都是不愿拆迁的”。他自己恰恰以拆迁和城建出名,有“耿拆拆”之名。【纸牌屋】约我写写耿彦波,我本不想写,因过去5年间我多次写过他,先后发表在《了望东方周刊》、《人物》、《财经》杂志上的文章每篇都是万字长文,感觉已写无可写。恰好不久前我又去了一趟大同,见到一些人,交谈之间,感到耿彦波虽已离任,但他的印记仍是无处不在,这也引起我的一些感慨和思考。于是,还是应承了下来。

 

耿彦波现象

 

每次去大同,都会有一些陌生的市民来找我,不为别的,只为吐槽一下对前市长耿彦波的情感。这一次也不例外,一位铁杆“耿粉”一定要见见我。他是一个有文化的汉子,一开始谈吐斯文,一聊到耿彦波的离去便情绪激动,某一刻竟眼眶发红,要掉下泪来。这样的情形我已经见证过好几次。

我跟大同的朋友开玩笑,大同人像是跟前市长谈了一场恋爱,现在分手一年多了,但是心情仍未平复。朋友苦笑着回答:“有这么个感觉。”

 

外人很难理解大同人对耿彦波的这种浓烈情感,但是只要去过大同的人便会多一份同情的理解。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发展浪潮中原地不动,被同类城市甩出八条街去。国外政要形容大同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外地游客去了一次就不想再去,因为这个城市“无处下脚”。贾樟柯的电影《任逍遥》刻画过当年大同的那种末世情绪——这座城市丧失了改变的力量。

 

耿彦波像是一个异类空降到大同。5年时间,以不眠不休的姿态把大同折腾了一个底朝天。大同人形容离开一个月都难以找到回家的路。大同的官员和市民一开始以怀疑纳闷的眼光看着这样一位新市长,但等到路修通了、树种活了、文物古迹修复了、城市靓丽了,他们开始接纳、喜欢、崇拜这样一位市长。崇拜?没错,许多大同市民对耿彦波有着真切的崇拜。

 

骂耿彦波的也有人在,主要是对拆迁安置不满意的拆迁户。但即使是他们,谈到城市面貌,也不得不承认耿彦波确实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变化。山西本地的一位资深媒体人对我说:“耿彦波点燃了大同失落多年的荣耀感”。普通市民虽然说不出这么文绉绉的话,但意思是一样的。他们说:“现在敢邀请外地的朋友来大同旅游了”,“过年的时候有个地方看灯了”。

5年巨变,背后是实干。在大同5年,也是耿彦波透支自己身体的5年,有据可查的现场晕厥起码三四次。到北京检查,医生说没什么问题,只是太劳累。他每天工作到深夜,家人很担忧却无法劝阻。在大同的后期,有人出了一个“苦肉计”,让他在北京工作的儿子每天开车三四个小时回大同监督父亲。耿彦波心痛儿子,才缩短了夜间工作时间。

不能否认,耿彦波除了实干,也的确会干。他善于土地经营、又知道去向省部争取资金,加上银行贷款,多管齐下,让大同的城市建设资金猛涨上百倍。我算过一笔账,5年间,大同每天投入城建的资金达5500万。而此前,大同一年的城建资金才区区数亿。

他对工程质量的要求近乎苛刻。他修的路很少翻修,司机无不交口陈赞。别人种树种不活,耿彦波能种活。在大同街头走,如果留心会发现大同的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特别宽,一些地方近乎与车道同宽。这难道有什么稀奇之处?当然有。规划学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道,良好的街道起码宽度要达到30或35英尺(9米或10.5米),看看中国的城市,恨不得将人行道和自行车道消灭,大马路才是他们的最爱,因为汽车掌握着交通的话语权。这个细节体现出耿彦波在城建方面的人本思维。大同一个知识分子市民对我说,耿彦波提升了一座城市的文明。

耿彦波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他干的事情全在市民眼皮底下。他不爱做办公室,几乎全部在一线办公。于是,市长带着各部门负责人走街串巷,成为大同一景。这让大同市民发现,原来市长也不一定是高高在上的。
耿彦波的语言风格同样富有个性。他讲话不喜欢拿讲稿,长时间演讲都是脱稿而就,且引经据典,文采风流。甚至政府工作报告,他也亲自起草。

不打官腔,不懂保留是他的另外一个话语风格。2009年,我第一次采访他,素昧平生,他从工地里来,皮鞋上全是泥,表情凝重而疲惫。坐定之后,他有问必答,敏感问题不回避,坦率程度令我惊诧。很多话都不像是一个官员说的,比如“我从来不做甩手长官,那是聪明人玩的游戏”,“我们都是凡夫俗子,芸芸众生,个人没什么了不起”。他甚至跟我说“人生苦短”,让我觉得这个官员有出世的悲观底色。

耿彦波的这个话语特点使得他每说一句话往往被推到网站首页,因为这种直率在官员中极为罕见,最受传媒喜爱。这也让身边的人每每为他担心,怕他又说了什么“出格”的话。

浑浑噩噩了三十年的一个城市,突然遇到一个肯干又会干,有个性又有才华的市长,震动可想而知。《乔布斯传》说乔布斯拥有一种现实扭曲力场,耿彦波也具备这种类似的能力。身边的官员说,耿彦波改变了大同的政治生态。

 

启示

耿彦波赢得了大同的民心,却受到外界的诸多批评。这是中国政治现象的悖论。前南方周末的资深评论员鄢烈山的文章最有代表性,他批评耿彦波这一类政治强人“不讲法治、不顾人权”。

耿彦波的缺点可能与他的优点一样鲜明。其刚愎自用、贪大求全、急于求成,在大同5年期间表露无疑。因为急,所以在城建当中的确出现逾越程序、强拆等现象。我2009年第一次采访大同时,就有市民问我:“为什么这么急?”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它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中国的官员调动,一般不超过一届,也就是五年。耿彦波之前,大同的五位市长平均不超过3年就调走。对于城市建设来说,别说3年,就是5年,也是太短太短。而中国的官场文化,流行着人走政息,耿彦波2009年对我说,“后任一般都不愿意在前任的阴影下生活。”

耿彦波对此有深切体会。此前,他担任榆次市委书记和太原市副市长时,刚构建的城市规划都是在未完成时便被调离,许多工程烂尾。所以,当他赴任大同时向省委请求:请让我干满一届。

一届也只有5年时间,相比他改造大同的“一轴双城”宏大计划而言,5年实在过于短暂。开工没有回头箭,他对此也很坦率,“这几年冲过去也就过去了,冲不过去我就是历史的罪人。贷了那么多款,如果留下一个半拉子工程,不可想象!”所以,“只要我身体行,只要身体的底线允许,我就向极限冲刺。”

事实上,他也推着大同的官员和市民与他一起冲击,每个人都为大同的城建付出了成本。这其中有人认同,也有人不认同。在我的观察中认同者居多。

所以,政治强人的产生有深厚的制度土壤,如果不剖析制度,单纯批评政治强人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试想,如果在决定市长的去留这个关键问题上,更多的考虑市民的意愿,那么耿彦波或许不需要如此那般毕其功于一役。

这个问题若得不到解决,后果有二:要么是产生普遍的懒政,要么是产生另类的政治强人。这取决于官员是谋官还是谋事,谋官则致懒政,谋事则需“铁腕”。

如此一来,不仅市民可能利益受损,官员同样也是受害者。“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任期大限之内,只好孤注一掷,透支自己也透支城市。

耿彦波离任时,大同市民集会挽留,甚至有人下跪。鄢烈山先生说这大同的官民“合谋”,还批评他们的奴性。我不太认同,参与挺耿的市民,不排除别有用心者,但我在现场调查,多数是出于自发,且很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如果说有“合谋”,我愿意借一位大同籍的电视导演所说的:“这么多年来,大同人的梦想与市长的梦想实现了对接”。如果说这是一种“合谋”的话,那并没有什么不好。

耿彦波现象还表明,民意若不充分尊重,法治亦道路难行。道理如上,在一个短短时间内要实现目标,只好采取超常规手段。大同的大云冈工程和华严寺广场改造都存在未批先建的现象,耿彦波事后承认这有错误,但是他说“如果先报批,批来批去,恐怕几年下来还开不了工。就像我们旁边朔州的应县木塔,眼看越来越倾斜,但论证了十年就是没定下保护方案。”这是做事者与现有制度和文化的现实冲突。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官员与官员之间千差万别,难以一概而论。对于耿彦波这种个性特别又发心干事的“政治强人”来说,不深入到具体环境当中去,并从深层次去检讨,简单地扣大帽子,恐怕不仅于事无补,月光宝盒砸将下来,不小心还容易误伤无辜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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