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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夫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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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我头像加公众号交流。山西省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已发上千万字。代表作《天猎》《地猎》《黑雪》《毒吻》《中国档案》《执政能力》《黄河追踪》《江河三部曲》等。1997年长江社出《哲夫文集》十卷本、2003年美国《哲夫文选》十卷本。获中国图书奖、冰心文学奖、北京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 等,被国家环保部评为2007年中国“绿色卫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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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南风窗:“拆迁市长”离开后的大同  

2014-11-25 11:42:30|  分类: 杂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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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南风窗:“拆迁市长”离开后的大同 - 哲夫 - 哲夫网易博客
 

“拆迁市长”离开后的大同

5年之内,一任市长,

快速塑造一个全新的城市,

看上去这是标准的政绩工程,

但它却与市民心理和现实的需求暗合。

作者:本刊记者 李少威 发自山西大同、太原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4-11-25浏览:143 收藏

 

   赵云孝本来是那种最不可能进“班房”的人—为人老实,热爱自己的城市,拥护自己的市长。他曾持续两年多开着小面包车到处宣传市长的好,车上挂着市长的大幅头像,打着“翻身不忘共产党、大同感谢耿市长”的标语。

  10月15日,原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被中纪委宣布调查,赵云孝和上千市民一道,来到大同市委门口放鞭炮“庆祝”。警方将包括赵云孝在内的十余人带走,最终赵云孝、周连宝、卢廷高等多人被行政拘留。

  表面上是庆祝丰立祥落马,背后则是大同市民对已经离开大同将近两年的前市长耿彦波的呼唤,希望他重回大同主政。警方的抓人行动并未阻遏人们的表达热情,10月18日,又有千余市民自发聚集在和阳门广场,要求调回耿彦波。

  2013年2月,耿彦波调任太原代市长时,就发生过大同千余市民聚集挽留事件。流泪、下跪,这种最传统又最强烈的对“父母官”表达感情的方式,从历史中复活。

  观察者从社会角度窥见“奴性”,从政治维度发现“制度问题”,众说纷纭。就个案而言,仔细剖析这种“挽留情结”赖以产生和持续的条件,更足为“肉食者”鉴。

  

  “悲 情”

  赵云孝把两个手机都关掉,人去了朔州。表面上,他说这样做的理由是“担心被敌对势力利用”,实则是因为承受了巨大的现实压力,来自官方,也来自家人。

  “她姐姐今天一早就跟他吵了一架。”11月14日上午,赵云孝的妻子说,赵云孝至今对自己被拘留15天的结局丝毫不后悔,放出来以后还对家人说,进过“班房”没什么丢人的,应该感到自豪。

  赵云孝就像着了魔一样地热爱耿彦波,但他并没有见过这位市长。妻子说,可能就是远远地望到过,耿彦波也根本不认识他。

  和赵云孝有着同样心思和感情的人,在大同市还有不少,尽管未必像他一样时刻表达出来。去年、今年一共3次自发聚集事件,是在某些特定时间点上集中的民意释放。而促使释放发生的,是大同市民心中藏着的一股心照不宣的“悲情”。

  2013年2月3日,《大同日报》刊登了山西省委组织部的“干部考察公示”,耿彦波拟任大同市委书记,2月7日,就被无征兆地调离。欢送会上,耿彦波流泪不舍。

  大同一名与政府各部门有着密切关系的人士告诉《南风窗》记者,此前,大同社会所了解的干部布局,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市委书记丰立祥平调到其他城市当书记,耿彦波任大同市委书记,晋中市长胡玉亭调到大同任市长,与耿彦波搭档。胡玉亭在山西省地市领导中也以“能干”著称,对于“耿胡配”,大同人充满期待。

  然而,因为“丰立祥不走”,导致整个调动链条无法实现。有人便认为,正是丰立祥的“赖着不走”,导致了耿彦波最终被调走。而民间向有传闻,强势市长耿彦波早已引起市委书记丰立祥的不满,人们猜测,丰立祥不离开,是对耿彦波的报复。

  “悲情”因此而生。崔志(化名)是大同当地对民间与官方都有深厚了解的观察人士,他说,大同人普遍感觉到,难得有一个有能力、有情怀的领导出现,带来了迅速发展,却被玩弄权术、碌碌无为者逼得壮志难酬,只能流泪离去。

  事实上,尽管丰立祥因为经济问题被调查,但人们对他的印象,仅仅在于不作为,“当官不干事,迟早都是挨巴掌的货”。然而人们对他落马的鸣炮庆祝,却分明透露出对他的深深恨意,这恨意,主要正来自于他“把耿彦波挤对走”。

  

  不一样的市长

  从大同云冈机场到老城区,要穿过御东新区,一路上,马路开阔整肃,楼房鳞次栉比,呈现在眼前的,称得上是一座美丽的现代化城市。

  “像个大城市吧?我跟你说,你现在看到的,在耿彦波到大同之前,全部没有,那时候破烂不堪,跟非洲差不多。”出租车司机老梁一路兴奋地介绍着耿彦波留下的新大同城。

  最后他语调一变,转向低沉:“可惜,唯一的遗憾是还没有做完,他就调走了。”

  2008年以前的大同,被称为“大县城”,与当地人认为大同应该是山西第二大城市的愿望完全无法对应。大同人、山西省作协副主席哲夫说,那时说是县城都是抬举大同,其实就是个大农村。“没有像样的路,路上又脏又臭,垃圾都倒到路中间,人们随处小便,一到冬天街上到处是尿溜子,黄黄的令人作呕。火车站旁边那7层的老楼房,就足以成为大同的地标性建筑。”

  一名法国专家去云冈石窟考察途中经过大同城,看完之后说,大同是他见过的最丑陋的城市。

  耿彦波到达大同,第一天就上街考察,很快开始修路。

  “那时候我们大同人就感觉到,原来市长是可以不一样的啊。”

  耿彦波的到来,的确颠覆了大同人对领导的一般印象。69岁的国企退休工人老杨说,耿彦波又高又瘦,眉头紧锁,满面灰尘,一双皮鞋比自己的还要脏,腿上还有残疾。他总是出现在施工现场,看上去就像一个包工头。“不像个领导,就像个受苦的人。”

  崔志说,以前市领导是见不到的,大同人对哪个领导都没有深刻的印象,甚至不知道市长是谁。耿彦波一来,先把市政府的围墙拆掉。“他没有办公室,现场就是他的办公室”,5年时间里,崔志已经记不得自己见过几次市长,三天两头就能在街上见到一次。“如果我想找他反映问题,也一定能找到。”

  大同当地流传的一个说法是,耿彦波喜欢现场办公,喜欢走路视察工程,一走就是几十公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已经累瘫了,他还精神抖擞。他亲近老百姓,拿老百姓的诉求当回事,街上的大妈可以拉着他的手带他去看卫生死角。

  多名大同市民向《南风窗》记者讲到同一个故事。在云冈视察的时候,一辆破烂的小面包车把耿彦波撞倒在地,耿彦波爬起来,拍拍司机的肩膀说,还好你撞的是我,换了别人你可能要倒霉了,开车得小心啊,说完拍拍身上的泥土,转身走了。司机知道自己撞的是市长,顿时目瞪口呆。

  像这样的故事,大同人信口拈来。大同一位“捡破烂的”民间收藏者,因为常常见到耿彦波,后来写了50多篇文章讲述耿彦波的各种故事。

  哲夫说,以前,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城市,所有人都已经麻木了,对于政府做什么,谁在领导着政府,根本毫不关心。领导们的来来去去,就像一池死水内部的流动,不会激起任何涟漪。“耿彦波的到来,就像往池子里扔了一块石头,溅起水花,不再平静。”

  

  隐性逻辑

  “沾了煤的光,倒了煤的霉”,是大同人对于自己身处的城市的准确评价。

  崔志回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同有相当好的工业基础,而且产业比较多样化。化工、纺织、医药、建材、水泥、机械加工等方面的工业水平都比较高,就连火车、汽车,大同都有能力生产。

  后来煤炭业崛起,各行各业的资金都被巨大的利润诱惑吸走,煤炭以外的产业迅速没落。

  煤炭产业污染了环境,让空气中飘满尘土,城市蒙上厚厚的灰尘。同时,煤炭产业又不能让普通老百姓分享收益,产业单一化还渐渐产生了难以计数的失业人口。更严峻的问题是,“一煤独大”的局面也渐渐难以为继,煤炭资源呈现出枯竭势头。

  所以,21世纪的头几年,大同人都处于疲软、无力、绝望、麻木的状态中,有钱、有能力的精英大量逃离,无法离开的人们也用尽办法把孩子送到外地去上学、工作。

  “那就是一座‘烂城’,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大同了。”崔志说。

  耿彦波对大同的再造,从拆迁开始,一到大同就获得了一个“耿拆拆”的外号,当时人们对他的作为并不认同。没有人知道,这种改变城市面貌的决心和行动,以及迅速出现的效果,正在悄然渗透进大同人文化心理上最敏感的领域,开始攻破自尊与自卑不断拉扯的二元心理结构。

  耿彦波的宏大计划,其实是“抄现成”,就是把50年代初针对北京城的“梁陈方案”,在大同付诸实施。“兼顾古今,新旧两利”,以南北走向的御河为界,东边建立新城,为现在的御东新区,西边保护老城,试图将大同古城墙内3.28平方公里区域恢复到明代时期的面貌。这必然涉及大量的拆迁工作,以及巨额资金需求。这对任何一个经济落后的城市而言,都意味着政府大量举债。

  “一开始我是很反感这么做的,政府举债,始终要还的,将来还是老百姓去承受代价。”哲夫说,自己的亲友都在大同,许多亲友也是拆迁当事人。“我原本以为他们也会反对,谁知道一说起来,我发现自己是孤立的。我在家族中一直是一个很有权威的人,但在对耿彦波的评价上,没有一个人认同我,一直争执,也看不出有谁要对我妥协。”

  古城墙内,需拆迁16万户,到耿彦波离任的时候完成了13万户。哲夫的姐姐家也在拆迁范围内,她说:“就是吃点亏,我也愿意,我就是支持耿彦波干这件事,他把大同整得漂漂亮亮,多好。”

  拆迁,这项在任何地方都最容易激起社会矛盾以及官民之间激烈对抗的工作,在大同却相对顺利些。

  耿彦波的城市改造计划,其实在修复着大同人文化心理上的伤口,这是在这一过程中最容易被忽视又最不应该被忽视的隐性逻辑。

  古城之内被拆除的,是一些成片的老房子,密密麻麻,衰落破败,许多已经沦为危房。崔志说,住在里面很不方便,没有暖气,买煤、买菜也很麻烦,但里面住着的又都是穷人,买不起新房。耿彦波的造城运动,事实上也迎合了这些老百姓改善生活条件的需求。

  老杨原来在古城内与同事合住着一个破败的小院子,产权也不属于自己。耿彦波的拆迁,先给他确权,然后自掏14万元,获得了一套117平方米的洋房,如果按市场价购买,这套房子不含装修就要55万元。“我一把老骨头,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没想到最后还能赶上住新房。”

  而“梁陈方案”得以在大同成为现实,其基础也正在于大同原本的落后,这让拆迁成本和社会矛盾都能控制在可以承受的程度。

  这是大同这座城市5年巨变的矛盾之处。5年之内,一任市长,快速塑造一个全新的城市,看上去这是标准的政绩工程,但它却与市民心理和现实的需求暗合。

  古城重建,新城崛起,环境迅速好转,大同人集体的自信与自豪,逐渐复归。

  

  争议在继续

  对于耿彦波这种“激进”的做法,一直不缺批评者,是非功过的争议仍然在持续。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批评是,举债造城,必将贻害百姓,同时给后任带来巨大的财政麻烦。批评者都知道,耿彦波离开大同的时候,留下了100多亿元的债务。

  哲夫说,这是一叶障目,他和耿彦波长谈过两次,“耿彦波亲口告诉我,债务100多亿元,但他同时留下150亿元的土地置换收益,还有一些没有收回来,如果全部收回,应该总共有300亿元,其实大同根本不欠债”。

  哲夫最终转变自己的态度,与此有关。“耿彦波像企业家一样在经营城市,他把整个城市盘活起来,让它变成一个能够自我修复的生态系统。他把新区的配套和环境先做好,让土地迅速增值,再把土地收益变成拆迁资金。”

  但在民间,这一情况并不被普遍掌握。《南风窗》记者多日调查走访,得到的来自草根阶层的最集中的想法是,就算举债,花钱,也不是坏事。“多少地方的政府也在举债,花钱,但没看到办成什么事,耿彦波花钱,但他切切实实给老百姓办了事啊。”

  另一种声音是,耿彦波的工作方式,是集权式的,他远远超越了一个市长的职能范围,将权力、财力全部集中在一人之手,强力推行自己的想法,这与建设现代政府的方向背道而驰。

  集权,正是耿彦波在民众之中建立“卡里斯马”式权威的重要基础。对于这样的一个市长,不少人却热情拥戴,甚至下跪挽留,离开已近两年,依然念念不忘,俨然是传统“奴性”的爆发。哲夫认为,这样说也并不为过,不过却失之迂腐,长期不关心公共事务的市民,一朝之间被激发出热衷于公共事务的热情,但呈现出来的却是“奴性”的面貌,其中折射出的恰恰是制度本身的悲哀。

  崔志说,在长期没有希望的条件下,老百姓这样做就是迫于无奈。“如果官员都很能干,肯干,那么耿彦波对大同算什么呢?制度如果能确保官员的能与勤,换谁做都一样,老百姓就不会这样留恋一个官员。挽留耿彦波,正是担心大同好不容易看到的希望,会因为他的离开,人走政息,重新回到过去。”

  耿彦波离任,新市长到位之后为顺应民意,曾提出“五个凡是”,表示将延续耿彦波的建设思路。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集权式的工作,会产生大量的寻租机会,所以也有声音在问,耿彦波难道一尘不染?对此,一名了解耿彦波的当地官员称,“他的拆迁与造城树敌无数,每天多少人在等着他犯错,他敢贪么?”

  “从感情上说,不少大同人思念耿彦波,是真的被他感动了。”崔志说。

http://t.cn/Rz4KJzZ

http://t.cn/RzyJdc3


诗词能言文章所不能言,古今中外似乎有共识。

世无伯乐走鸡豚,赤兔骅骝得忍吞。

胡服大同一世界,鲜卑小异两乾坤。

未衔芦柴通关问,难如飞鸿过雁门。

杨柳仍然羌笛怨,春风依旧窦娥冤。

春风不度雁门关,摆明是成心要冤枉春风,事实是,非春风不度,乃是关阍者不达也!春风千古得咎,比窦娥还冤啊!套用一句网络时髦用语:这个你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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