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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化已施人人以天下 天下应惜人人之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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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扫我头像加公众号交流。山西省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已发上千万字。代表作《天猎》《地猎》《黑雪》《毒吻》《中国档案》《执政能力》《黄河追踪》《江河三部曲》等。1997年长江社出《哲夫文集》十卷本、2003年美国《哲夫文选》十卷本。获中国图书奖、冰心文学奖、北京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 等,被国家环保部评为2007年中国“绿色卫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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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夫:没有刘道玉就没有易中天_作家哲夫_新浪博客  

2010-02-02 23:25:2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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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夫

在入学之前,就听说“刘道玉”这个名字了。据说这位校长很开明,很有魄力,是个学者型的强人,是富有开拓精神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改革家。在第二届作家班开学前的一次座谈会上,我见到了他,乍然看去,文弱书生,很是平易可人,语词斯文,间有妙语,极擅说理,好象鼓琴的俞伯牙,诱逼听琴的人个个都做个钟子期。

后来很偶然地从一些对作家班抱有成见的人口中听说:“哼,神气什么,要不是那个刘道玉,你们恐怕还在后山拉骆驼呢!”云云。果真如此,心情便不免沉重。对武大办作家班,原来就有非议,以为是一种“嫁接”,从社会上寻了根苗,强行向大学这“本”上“嫁接”。“嫁接”之词在这里是用来鄙薄的,偏偏刘道玉喜欢得很,说:“我正琢磨找一个专门词用于作家班,很感谢他们提供了嫁接这个词。不错,这样做就是一种嫁接!从植物学上讲,嫁接是改良品种的最佳手段,不仅可以提高产量,而且可以提高抗病、抗灾能力……”

许许多多作家、诗人,是靠了自学起家的,是考了勤奋立业的。毕竟有些先天不足,知识结构不牢固,每每捉襟见肘,空叹奈何。而当今世界,当今中国,作家的知识型、学者化,已迫在眉睫。显然,仅仅考勤奋和天才是不够的,还需要知识的翅膀,还需要进大学深造,还需要惜玉如命的卞和去发现璞,还需要巧夺天工的巨人去把璞琢刻成和氏壁。于是就想起和氏璧的故事,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刘道玉先生当年率先发起的教育改革,便不会有现在易中天先生的如日中天,也不会有时下还活跃在许多领域的卓有成就的插班生,更不会有作家班。韩非子文中所说抱了玉石哀哭的人,是两次被愚人刀斧加施于身的,被剁去双足尤且不悔,终于遇到明君,令巧手匠人将璞剖出,琢成了价值连城、举世无双的和氏壁——由此可见识玉者的悲哀,改革者的苦恼,便是因了世上有那么一批蠢人和不觉悟者的存在了。

由和氏壁又想到蔺相如。蔺相如与和氏璧是分不开的。璞一旦被琢成价值连城的和氏璧,便连那个剁掉卞和双足的蠢人也趋之若骛,思图霸占之,便有了一段护玉的故事,相如把玉璧献给秦王,秦王得玉喜之不胜,让美人及左右传赏之,一片万岁之声。相如心知秦王无意履信,就说,玉璧有小毛病,我指给大王看。秦王把玉璧给相如,相如拿到玉璧,立在庭柱之前,怒发冲冠,对秦王说:大王得到玉璧却不肯还我我们的城池。玉璧无瑕,是我骗大王的,大王要是使强逼我,我的头和玉璧就会一起撞碎在这根柱子上!秦王无奈,只好让人把十五城都归还了赵国。还有一回,秦王让赵王鼓瑟,并让秦御史书之,公然侮辱赵王。相如当即就说,请秦王奏盆缻之秦声,以相娱乐,秦王不肯,相如跪请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秦王只好击缻。

便有感慨,便想:集爱玉、惜玉于一身的人,其本身,恐怕就应该是了不起的“和氏壁”了吧?在中国做教育如刘道玉之惮精竭虑跃跃然拳拳然者,似乎便无愧是识玉的卞和,也是理所当然的“和氏壁”了吧?为了保护和氏壁的纯洁无瑕,举措状若蔺相如那样,为坚持改革而下野,也不啻是“以颈血溅大王”的忠勇义烈了吧!

只是,那是以后的事情,不说也罢。有诗为证:

长江乃武昌,珞珈亦故乡。枫园望湖光,文章伴酒香。

六月试春妆,七月过秋殇。五五常思量。八八已断肠。

臣头与璧碎,颈血溅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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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改革的浪潮推到了潮头

经济观察报:武汉大学的教学制度改革从何处入手?

刘道玉:教育改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落后的教育体制。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教育改革的重点应是教学制度改革,基于这种认识,我从学分制和插班生制度开始。凡是提前修满学分和完成毕业论文的优秀者,准予提前毕业和攻读研究生。实行学分制后,学生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学习兴趣广泛了,知识面也拓宽了,学生的自由选课也促进了教师们的积极竞争。

所谓插班生制,指的是凡达到了大专学历的其他大学的学生或社会青年,都可参加我校的一次特殊考核,符合要求者,允许直接插入我校相关专业三年级学习。通过插班,可以把那些非重点大学中最好的学生和自学成才的青年吸引到武大来。

经济观察报:插班生制度在当时还不合法吧?

刘道玉:报告送到了教育部,半年过去了,仍没有音讯。我亲自到教育部去汇报,得到的答复是:“此事无先例,需要慎重,待研究后答复你们。”一等又是三个月,不得已,再次进京汇报。我陈述道:“改革就是做前人未做过的事,应当允许失败。何况试行插班生制度并不一定会失败,即使成不了材也不会出废品,难道统招的大学生个个都能成为人材吗?”经我这么诘问,教育部的负责人也觉得有道理,表示同意,但还需国家计委批准。我趁热打铁,径直找到国家计委,我的改革热情感动了计委负责官员,同意实验,招收的插班生纳入国家拨款和分配计划。

经济观察报:真是好事多磨呀。

刘道玉:插班生制度实施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虽然招收的插班生数量不多,但是却点燃了广大社会青年求知的心灵之火,使他们看到在统一高考升学的制度以外,又有了一次升学的机会。实践证明,插班生制是一个先进的教学制度,本应得到普遍的推广。遗憾的是,除了北京大学、西北大学效仿我们举办作家班以外,几乎所有的学校均没有作出积极的反应。

经济观察报:这是什么原因呢?

刘道玉:一方面,说明传统教育观念和教学制度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要改变它决非易事;另一方面,在中国“大一统”的教育制度下,推行任何新制度或倡导某种新事物,必须自上而下通过行政指令。如果最高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人没有转变教育观念,没有强烈的改革意识,不去发现和支持教育改革中的新事物,那么再好的新创举也只能是自生自灭了。就连首创插班生制度的武汉大学,由于人事的变更,在招收了三届插班生以后,插班生制的做法也越来越变味了。这就说明,改革的关键在于有创新精神的人,如果人的教育观念不转变,那势必是穿新鞋走老路。

独立、自由和民主是大学教育的精髓

经济观察报:武汉大学的哪项改革措施是最有争议的?

刘道玉:我们冲破了一个禁区,就是取消了政治辅导员制度。这项改革,的确有些冒险,弄不好就会被扣上忽视政治的帽子,甚至会被斥之为办学方向错误。但是,我认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应当图形式,而应当重实教。政治辅导员制度,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是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实行的,规定每100个大学生配一名专职政治辅导员,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很明显,这个制度已经过时了,但是由于它是一个敏感的问题,谁都不愿触及,宁肯它流于形式。我从调查中发现,政治辅导员既不为学生欢迎,他们自己也不安心工作,是一支极不稳定的队伍。政治辅导员大部分是刚毕业的年轻人,业务好的不愿干,学习平庸的,在学生中没有威信,他们时常为自己的前程担忧。有些学校的政治辅导员不安心工作,迫不得已靠发津贴来稳定。他们本身是这样的思想境界,那么对学生还有什么说服力呢?基于这种认识,1984年我宣布取消了政治辅导员制度,同时开始试行导师制,这在全国是惟一的。

导师制是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于15世纪初实行的一种个别指导制度。实践已证明它是一种很好的制度。我认为,可以借鉴这个制度,以它代替政治辅导员制度,建立一种稳定的、权威的、有效的学生管理制度。导师制最大的优点,是将教书育人制度化,实现政治与业务的有机结合,体现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完美统一,因而它是一个符合教育规律的、有生命力的制度。

经济观察报:诸多改革措施是如何出台的?

刘道玉:有的是集体研究,有的是受到来自学生们建议的启发。例如,当时生物系1979级的学生田贞见给我写了一封信,诉说他想当作家却被生物系录取的苦恼。因此,我们就推出了转学制度,得到广大学生们的拥护,他们把它称作“学习的解放运动”。我校转学制度在报纸上披露以后,在全国的大学生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些学生纷纷投书,想通过转校方式,飞向“空气清新”的珞珈山来。

经济观察报:当时学生的思想还是非常活跃的。

刘道玉:可以说朝气蓬勃。恢复高考以后的几届学生,思想解放,价值观念超前,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自信。于是,他们一进校就没有把自己禁锢在一个狭窄的专业里,而是把目光瞄准到各个学科最前沿的领域。因此,各个系的同学都去与其他系的同学交朋友,从聊天吹牛开始,交流各自的新鲜见闻,一批思想活跃的大学生创建了“快乐学院”。它是一个特殊的学术社团——多学科讨论会,每个星期三的晚上开例会时,各个系的一些“不安分”的学生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学生会议室,展开了真正的高谈阔论,唇枪舌剑,气氛热烈非凡。虽然他们讨论得面红耳赤,甚至是声嘶力竭,但他们却很快乐。

经济观察报:学校容忍了这些学生的“不务正业”。

刘道玉:“快乐学院”的成立,得益于武汉大学当时民主自由的校园文化氛围。那时的武汉大学被称为 “解放区”,不仅没有其他学校“三不准”(不准谈恋爱、不准跳交谊舞、不准穿奇装异服)的规定,而且取消了专职政治辅导员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提出大学生应当运用两个课堂进行学习,这就是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前者是教学计划规定的学习内容,后者是指课外的学术社团活动,每个学生必须至少要参加一个自己喜爱的学术社团,如果没有,那就应当去创建一个合乎自己需要的学术社团。这是学习成才的需要,是获得全面知识的需要,如果一个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学术社团,那就不能算是完全合格的学生。

自20世纪80年代初到中期,是武汉大学学生学术社团蓬勃发展的时期。据不完全的统计,全校有各类社团400多个,如“浪淘石”、“樱花诗社”、“珞珈山”、“这一代”、“思想家”、“管理者”、“信息社”、“读书俱乐部”等等。那时,真是思想大解放,的确有一点“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味道。在那数不清的社团中,居然还有一个“纳粹主义研究会”。当然,这个研究会决不是崇拜纳粹主义、崇拜希特勒,而是研究希特勒如何利用纳粹主义,研究如何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学术社团兴起的同时,武汉大学学生中的学术刊物也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

我为改革而无怨无悔

我这个人一生不为君王唱赞歌,愿为坚持真理说真话。就这个性格,你不喜欢,我还是我。在辩论中,我有理不让人,虽然真理在我这一边,却也为后来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免除我的校长职务埋下了祸根。

经济观察报:你被免职以后,《中国青年报》发过一个新闻,导语写得非常耐人寻味,“58岁的数学教授接替54岁的化学教授担任校长,武汉大学顺利完成新老交替。”

刘道玉:这是1988年3月10日《中国青年报》头版中间位置发表的新闻,里面还说“据有关负责人透露,这次调整属正常换届”。据我所知,教育部曾经派人去做报社的工作,希望这个消息不要发。当时的总编辑说,如果你不让发,我们就开天窗。所以那篇报道最终还是发了,很多大学都把这篇新闻作为新闻教学案例。

那一年春节没有下雪,春节以后下大雪,非常大的雪。新操场右边一棵300年的大樟树突然倒了,连根都拔起来了。学生们借此发挥说,珞珈山的“大树”倒了。

经济观察报:据说几所大学邀请你去担任领导职务,既然你热爱教育,矢志教育改革,为什么又拒不复出呢?

刘道玉:我不是为了谋求一个职位,而是想找到一块允许我进行改革的实验田,既然不允许我在武大搞教育改革,那么也就仍有人不允许我在其他学校搞改革实验。

2005年我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出版后,我的学生开了个小范围的座谈会。第一个发言的学生说了三句话:改革者没有好下场;改革是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历史终究沿着改革者开辟的道路前进。我说“知我者我生也”。作为一个改革个体来讲可能是悲剧,但是你所倡导的、你所追求的可能就是历史所追求的。

刘道玉:现在大学为什么迷失了方向?就是因为偏离了改革的方向,没有抓住提高民族素质这一条,而是被金钱迷惑了。当时制订改革方案的人没有私心杂念,都是很纯正的,就是想搞好中国的教育。现在有些人存了很多不健康的私心杂念,他们就相信一个字 “钱”,而我就相信两个字——改革。

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

刘道玉:从1989年以后到1992年,教育体制改革根本没有执行,这是教育改革完全停滞、甚至倒退的阶段。左倾思想抬头,派所谓的政治思想工作专家到国外作报告,动员留学生回国,提出增加政治学习时间,禁止留学生出国,大学毕业生下放去劳动,这都是文革以前、文革中间的做法。而从1992年一直到今天,是第四阶段,以发展代改革。

刘道玉:对。发展和改革的区别在哪里?发展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在原来的规模上向前推进;改革的本质是针对原有存在的问题,以新的思想、新的体制、新的制度、新的方法代替旧的思想、旧的体制、旧的制度、旧的方法,这才叫改革。请问“教育改革成功论”者,现在对教育的管理理念改了没改,管理方法改了没改,制度改了没有,特别体制改了没有?

经济观察报:恐怕没有改。

刘道玉:这就是以发展代替了改革,以牺牲质量换来了数量的发展。为什么会出现教育当局的官员和民众认识上的巨大反差?第一,一些人是从官本位出发,从官员的立场上来看问题,而不是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第二,他们不调查研究,不听取群众的意见,采取了掩耳盗铃的自欺欺人的态度;第三,有些人不懂教育,而且不懂装懂。你虽然掌握了教育的权力,但是并不意味着你掌握了真理。不能只相信领导的高明,不相信办学者的智慧。不能只相信计划经济的控制力量,不相信市场的调节力量。

经济观察报:改革就是对既得利益的调整,是很难的。

刘道玉:为什么我一直呼吁要把体制改革作为重点?我认为体制问题是制约发展的瓶颈,是制约人们思想、妨碍人们解放思想的一个桎梏。日本的明治维新跟中国的洋务运动大致是先后进行的,为什么日本的明治维新推动了日本走向现代化,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不成功,没有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因为日本的体制改革很彻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总结戊戌变法失败,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变法不变本源,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

中国现在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而不是小敲小打的改良。什么是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呢?就是要放弃“大一统”教育领导体制,转变领导职能,实行大教育小政府,赋予大学真正独立自主的权力,实行教育家治校,发扬大学自由民主的精神。

刘道玉简历:

刘道玉,字叔嘉。金属有机化学家,当代中国最著名的教育改革家之一。1933年生,湖北枣阳人。195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1962-1963年在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曾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党委副书记、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司司长、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1981-1988年任校长。他在武汉大学率先实行了一系列崭新的教学与管理制度,这些制度至今仍为国内许多大学所效法,其教育思想与改革业绩向为海内外所关注。曾获日本东洋哲学学术研究奖、英国国际传记中心20世纪银质勋章及法国政府授予的总统勋章等多项殊荣。主要著作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创造教育概论》、《创造教育新论》、《爱的学校》等。

[稿源:经济观察报](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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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昔日道玉,没有今日哲夫?

呵呵,也可以这么说!

这个人很不错的,是个知识分子。
来自:“太原美学研究会”圈子
呵呵,望文生义,以为刘道玉说史的鼻祖呢,呵呵,读完才知道自己弄错了。

高才生谈不上,有这样的校长,当然很自豪,我和刘校长还是忘年交!

中国现在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而不是小敲小打的改良。什么是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呢?就是要放弃“大一统”教育领导体制,转变领导职能,实行大教育小政府,赋予大学真正独立自主的权力,实行教育家治校,发扬大学自由民主的精神。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呀!
从韩德先生,邹恒甫,杨小凯,易中天等人的故事可以看出刘道玉先生爱惜人才,尊重人才的高尚品格。杨小凯曾经说过只要刘道玉先生当武汉大学的校长,他一定回来支持道玉先生的工作。当我和一位朋友讨论到刘道玉先生时,朋友说看一位校长牛不牛,只要看看他主政时期培养出来的学生牛不牛就可以啦。在经济学家中,道玉先生主政武汉大学时期的学生有:杨小凯、邹恒甫、谢丹阳(香港科大系主任),陈小红(耶鲁正教授),朱晓冬(多伦多正教授),黄小东(VANDERBILT 正教授)......。 

似乎,想不走完,也不由自己,有时候,根本不是人在走路,而是路在走人! 

新春到,祝福到!

明知扬汤止沸,还得隔靴搔痒!无奈之举! 

就因为实名举报国企领导和会计贪污腐败,我就被没见一面的精神病专家“鉴定”成了精神病,没有一个家人和同事的证言,鉴定的依据竟然只有我的举报材料和证据。
博主祝您新的一年,开心快乐,万事如意。借您的宝地一用,呼一声,请大家一起来关注支持实名举报女工吧!

“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塞氏的话,前一句给韩寒,后一句留给自己!

主编原来是科班出身的作家啊。我们中国当代作家作品中较普遍的缺点就是写作难度系数都是很小的,看来与多数作家的视野窄小,知识底蕴不厚有关系。要多些科班的,不要到鲁院速成三个月,就是一块金子招牌了。
任何事都有正反面。作家班也一样。关键是是否敢于走出改革的第一部。鲁迅文学院其实与作家班无异,关键是是否够格!北大、南大、武大、川大的中文系是很牛的。应该可以有资格办,其他似乎免谈。至少暂时!在此事上,浙大似乎还不敢苟同。

唤醒记忆,释放的不仅是回忆,还有激情和思考,那些启蒙过我们的思考的行者,对体认现行的卑微的人生,是一剂良贴----在这样冷漠的环境中生活的人,多半都患有类风湿!

若大的中国,竟容不得一个有为的大学校长;而那些彘奔狗走之徒,沐猴而冠就掌管起中国的教育来了,俨然庙堂之上,中国的教育还有什么希望!!??

想起惠特曼的几句诗:我步入丛林, 因为我希望生活得有意义。 我希望活得深刻, 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 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 以免当我生命终结时, 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这是个理由!

中国现在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而不是小敲小打的改良。什么是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呢?就是要放弃“大一统”教育领导体制,转变领导职能,实行大教育小政府,赋予大学真正独立自主的权力,实行教育家治校,发扬大学自由民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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